日本新闻:离了婚的女人，唯一的价值就是去风俗业：日本女性在疫情下的困境
阿肖 | 作者
朴素的树、青橙 | 编辑
cottonbro | 图源
日本女性在疫情下的困境”/>你能想象，疫情以来，日本自杀的人数，已超过新冠死亡数了吗？
其中，男性自杀率增长约22%，而女性增长竟高达83%，是前者的四倍。
日本女性在疫情下的困境”/>4次自杀未遂的小林惠子在采访中谈到：
“日本一直忽视女性。当发生不好的事情时，最弱的人会首先被社会淘汰。”
疫情时代，她们身处怎样的绝望之中？
最近，日本NHK电视台，将视角对准了这个被忽略的暗角，推出《疫情下的日本女性困境——扩大的性被害与生活苦》。
从节目中我们看到：
疫情失业的人群中，竟有7成是女性，同时，新职位比去年少了3成。
无奈，风俗业成为她们最后的救命稻草。
然而，风俗业也同样萧条。
于是一种更加危险的灰色产业在疫情中蓬勃发展——“爸爸活”。
也就是通过社交媒体结识男性，吃饭约会以获得酬金。
然而，脱离了酒吧、风俗店等场所的“保护”。
性暴力的黑手，开始肆无忌惮地伸向这些女性。
一位受害者害怕地说：“被拍摄，被强迫，拒绝采取避孕措施，甚至也有出血的时候。”
是日本的女性不够努力、自甘堕落吗？
答案并没那么简单。
今天，壹心理就和大家来聊聊：无法逃离的“女性贫困”。
日本女性在疫情下的困境”/>三重锁链，一步步将日本女性逼向了“风俗业”
在“疫情对女性影响及相关问题研究会”中，担任主席的教授白波濑认为：
“女性当下困境，其实源于迄今为止的结构性问题，在疫情中统统浮上水面。”
她们面对的，是精妙设计的连环套。
第一重锁链，是男权社会中常见的职场性别歧视。
NHK节目《女性贫困》中的数据显示：
2013年，工作中的非正式雇用，已经达到38%以上。
其中女性就占了70%。
日本女性在疫情下的困境”/>可即使是正式工，女性的平均年收入折算下来，也不过20万人民币，远不及男性的30万元。
你敢想象吗？80%年轻女性正式工，都处在贫困线以下。
那婚姻，是不是一条还可以的退路呢？
就像那句老话：“女性不管怎么玩，最后结婚靠老公养活就行了，多轻松！”
面对职场中不平等的机会、薪酬和晋升空间，成为家庭主妇，好像是性价比更高的选择。
然而，“雷”恰恰埋在这里：
危机出现时，她们同样会被最快地抛弃。
文章开头那位女性，为什么非要做“爸爸活”？
就是因为疫情，老公收入锐减，于是一张口就是辱骂，生活费也停了大半。
可她还有两个孩子要吃喝拉撒。
没办法，结婚就当了全职主妇的她，只能这样做。
日本女性在疫情下的困境”/>你可能会问：反正都是一个人养孩子，忍着干嘛，离婚不好吗？
这就要说到第二重陷阱：单身女性无法逃离的困境。
你根本无法想象，单身女性，在日本有多么寸步难行。
2011年，就有统计数据显示：
20岁到64岁的单身女性，每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陷于贫困；
而单亲妈妈，更是每两个就有一个在贫困线下。
孩子未满18岁的日本家庭，平均年收入约38万人民币。
而单亲妈妈的平均年收入，竟然不满12万元。
其中，约80%二十多岁的单亲妈妈，年收入更是不过6万。
日本女性在疫情下的困境”/>惊人的数字背后，是一对对相依为命又看不见明天的母子。
NHK纪录片《女性贫困》中，35岁的桥本礼子独自抚养3个孩子。
5年前，前夫对孩子施暴，她只得带着孩子，半夜出逃。
生活就此滑向贫困的深渊。
打4份零工，养3个孩子，每个月只能休息2天，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了整整5年。
她们还能怎么办？还能往哪里去？
只好乖乖落入第三个陷阱：风俗业。
在日本，上世纪50年代颁布的《卖春防止法》，禁止了直接的OOXX。
同时，也催生了陪聊、膝枕、拥抱、用手用口等花样百出的“风俗业”。
据统计，日本约有30万女性风俗从业者，相当于每20个女性之中就有一个。
每年的风俗业产值，更是高达500亿美元，占GDP的1%。
性别歧视、女性低收入和风俗业，像一重接一重的大山，将女性牢牢镇压在贫困之下。
日本女性在疫情下的困境”/>除了少数幸运儿，为男性提供边缘性服务，似乎成了普通女性的唯一退路。
日本女性在疫情下的困境”/>风俗业，全方面为单亲妈妈提供托育援助
相对单身女性，单亲妈妈还面临着难以想象的育儿困境。
她们的孩子，往往难以进入公立幼儿园，而私立园又太贵，负担不起。
日本女性在疫情下的困境”/>于是，为单身妈妈“量身定做”的风俗店出现了。
“风俗店”的招聘网站，乍一看，甚至像是育儿援助网站：
“欢迎单身妈妈。”
“宿舍与托儿所设施齐全。”
“既可以赚生活费，也可以多陪陪孩子。”
如果指望政府机构提供托育支持，需要跑好多部门，提交各种手续，还很难被批下来。
风俗店却不同，他们和民办托育机构直接签约，24小时开放托儿服务。
有的，甚至会自己掏钱建托儿所。
除了硬件设施的完备，风俗店还提供各种精神上的安慰。
三上的店里，如果遇到单身妈妈疏忽孩子的情况，签约的托儿所会直接给三上打电话。
接着，三上就会陪伴妈妈去托儿所，问问她有什么困难，嘱咐她要照顾好孩子。
不仅如此，他还不允许女性长期干这行，总是督促她们定下工作期限和攒钱目标，早点上岸。
不怎能赚到钱的，风俗店还会给她们介绍“正当”的兼职。
可以说，保障非常完备了。
节目《Close-Up现代》就一针见血地指出：
“性产业形成了一个非常密实的安全网，从工作、住宅到患病儿童的托管无所不及……
这可以说是社会保障的溃败，性产业接手了社会保障的功能，在支撑着她们。”
不得不说，讽刺至极。
日本女性在疫情下的困境”/>比贫困更可怕的，
是看不见的贫困
谈到贫困，谈到风俗业，或者女性因贫困进入风俗业，总能听到这样一些言论：
“自作自受”；
“躺着就能挣钱，还有什么不满足”。
然而，女性贫困，绝不是轻飘飘一句“不够努力”“好逸恶劳”就能带过的。
其本质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。
日本女性在疫情下的困境”/>那么，贫困，究竟是通过什么方式固化下来的？
在《女性贫困》中，一个单亲妈妈带着两个女儿，在网吧住了整整两年。
节目播出后，一位大学老师打去电话，说：“这个内容我无法接受，在网吧住一个月，花销也并不少，说她穷不是很奇怪吗？”
节目组想了很久，回复说：
“采访中，许多女性选择的生活方式，我们也并不觉得合理。贫困，不仅是指没有钱。她们有的在儿童时代，连正常生活的方法都没学会；有的受到家暴，只能在不利的条件下生存；有的因为抑郁等各种原因，连重新开始生活的勇气都没有。”
物质贫困背后，是其它更层次的“贫困”。
首当其冲的，是观念贫困。
19岁的小花是个办公室文员，与新宿认识的“牛郎”奉子成婚。
“牛郎”工作的收入，并不稳定。
可“男主外、女主内”的观念影响甚深，加上老公一再劝说。
小花还是辞去工作，照顾家庭。
谁知，老公婚后沉迷赌博，无奈之下，女孩只能离婚。
21岁的单身妈妈，带着快2岁的孩子，小花再也没有坐办公室当文员的机会了。
除了风俗店，她已无处可去。
其次，是信息贫困。
寄身网吧的彩香一家，在节目组的帮助下，给两个孩子申请了援助。
他们终于有了一个可以称之为住处的地方。
在那位不解的大学老师看来，这些援助信息，在网上搜一搜不就行了吗？
然而，得到援助之前，彩香一边读书，照顾妹妹，安慰曾抛弃过她们的妈妈，还要一边不停打工补贴家用。
对一路独自挣扎的贫困女子来说，社会援助根本就是另一个世界的事。
日本女性在疫情下的困境”/>尽管救援“虽迟但到”，可日复一日的贫困，已对彩香造成了严重的心理摧残。
她常常失眠，食欲不振，因抑郁几次住院。
采访过去一段时间后，节目组再次见到暴瘦的彩香，感慨：“原来她在那种状态下，能活下来，就已经是个奇迹了。”
最后，是教育贫困。
不论是小花，还是彩香，在贫困问题中，我们总能发现一种“贫困的代际传递”。
日本的援助人员表示：
“孩子们从小就看见父母即使不劳动也有一定收入，因此不明白为什么要工作。即使他们顺利找到工作并有了固定收入，也很难逃脱来自父母的精神支配。”
19岁的小希在风俗店上班，正怀着孕，而这已是第二胎。
她成长于单亲家庭，妈妈不停地换男友，靠着男人生活，根本不回家。
小希小学就很少去学校了，她总是一个人在家，靠妈妈留下的钱维持一两个月的生活。
记者问她是否有什么梦想。
她面无表情地小声说：“最近周围一些帮助过我的人在30岁之前都相继自杀了，我也无法想象我的将来。”
这些事，看起来离普通人很远很远。
然而，一场疫情，让越来越多的人发现，贫穷其实离我们很近。
29岁的由利女士，疫情前是一名合同工。
失业至今，桌上堆满了电费、租金等催缴单。
她仔细拍下5个衣架的照片，在二手网站上卖掉，换来100块钱，换来几天的维生。
她不工作吗？
白天，她在小钢珠店打工；晚上，去风俗店兼职。
她不努力吗？
繁忙的工作之外，她梦想着当一个手语翻译，有时间就会练习，然而她自知那样的工作机会不会轮到自己。
她没受过好的教育吗？
她读了大学，然而大学期间妈妈去世。
学历带来的，不是一份足以维生的工作，而是无法偿还的助学贷款。
她低声说：“想要过上普通的人生，普通地就职，普通地工作，想要变成理所当然的大人模样。”
多么无奈。
日本女性在疫情下的困境”/>写在最后
这一切，并不仅仅是日本社会的问题。
联合国妇女署报告《从洞见到行动：2019冠状病毒病背景下的性别平等》显示：
在亚太地区，疫情导致了35%的男性收入下降。
而这一数据在女性群体中，却有50%。
疫情之前的世界，女性负担育儿、做饭洗碗、打扫等无偿劳动，约为男性的3倍。
具体的倍数，在日本，是4.8；在中国，是2.6。
妇女署副总干事安妮塔·巴蒂亚表示：“我向你们保证，疫情之后，这一数字至少翻了一倍。”
疫情就像一面镜子，映照甚至是放大了不平等的男女权力，不平等的劳动分工，不平等的就业及教育机会。
正如《疫情下的日本女性》指出：
“从“爸爸活”这个名字就能看到，女性是处于被男性利用的位置。
所谓是女性自作自受的言论，不过是试图把对男性有利的社会正当化的说辞。
我们要考虑的不是如何推卸责任、糊弄过去，而是问题的根源在哪里，怎样才能实现平等的社会。”
最近，因为李某迪事件，很多人又在鼓吹“性交易合法化”。
下半身思考的结果，总是这么“直接”。
我们能做的，绝不是学习日本，一步步去榨取女性的剩余价值，同时，为男性提供便利。
而是像砸碎旧世界枷锁的先辈那样，对诱惑和弱化女性的观念心存警惕。
永远不要开倒车，永远不要停止向前。
参考资料：
NHK纪录片：《疫情下的日本女性困境——扩大的性被害与生活苦》
联合国妇女署报告：《从洞见到行动：2019冠状病毒病背景下的性别平等》
NHK特别节目组：《女性贫困》
小琳美希：《不让生育的社会》
野马青年：《疫情时代，有越来越多的日韩女性选择了自杀》
独立鱼电影：《岛国最大的性黑幕，被它扒光了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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